王诤，对于这个名字，二院人不会忘记。1957年，他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二分院（二院前身）第一任院长。
现在，一起回顾王诤将军的生平及故事。
王诤生平简历
1909年5月16日，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，原名吴人鉴。
1928年2月，考入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（后并入黄浦军校六期），学习无线电电信技术。
1930年12月，吴人鉴改名王诤，参加红军。
1931年1月，任红军无线电队队长。
1931年12月，任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总队长。
1934年9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36年12月，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。
1944年，领导建立抗日根据地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。
1949年4月，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。
1950年5月，任军委通信部部长，兼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。
1955年，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
1956年4月，任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。
1957年11月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、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。
1959年11月，任自动化防空系统科研试制领导小组组长。
1963年3月，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
1965年12月，任中共第四机械工业部委员会书记。
1972年9月，重新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，后兼任党组书记。
1973年8月，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
1977年4月，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兼任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。
1977年8月，当选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、中央军委委员。
1978年8月13日，因病在京逝世。
图为王诤（右一）与钱学森等考察西北靶场
故事一：走上航天事业岗位
1956年4月13日，国家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（国防科工委前身），聂荣臻元帅任主任，王诤、钱学森等被遴选为委员。随后决定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，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。1957年11月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任命王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兼二分院院长，肩负起参与组织导弹研制、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。
王诤无论在抓中央所确定的工作方针的贯彻落实，还是主持重大问题的决策、组织指导和解决导弹研制、发射中遇到的关键问题，都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才干。研究制造导弹，是一项全新的事业，王诤力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。后经聂荣臻元帅指示，决定实行“自力更生为主，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”的方针。报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批准后，最终以此确立了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。王诤在实际工作中，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，坚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，认为导弹是战略性武器，如果不立足国内，打起仗来将是致命的弱点。
在仿制过程中，苏联专家要求事事都按他们定的框框办。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，真的要“不走样地学习”，又是难以办到的。比如，图纸上注明翻砂用的沙子是苏联某条河流的，木材是西伯利亚的小白桦树，木螺钉要用英制的标准等等，连试验用的酒精、液氧、过氧化氢都要用苏联的。有的苏联专家坚持苏联定的标准，如果我方没有，就要向苏联定货，不按苏联的要求办，出了问题是要承担责任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诤坚持实事求是，坚决主张贯彻“立足国内”的方针，主张只要认定国内材料和标准能够代替的，就要采用国内的材料和标准。在他的协调与帮助下，解决了大量由国内材料代用的问题。
由于我国航天事业坚持了“自力更生，立足国内”的方针，极大地促进了独立自主研制新型导弹的工作。
故事二：八方求援组织协作
坚持自力更生、立足国内发展导弹事业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材料、元器件和试验设备、仪器的供应问题。在国防部五院，王诤负责生产、对外协作和物资器材工作。王诤立指出：我们要清醒地看到，国外真正的先进技术是不会给我们的，是拿钱也买不到的。当时，许多材料和元件，国内还不能生产，甚至连生产的条件也不具备，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
对此，一方面向苏联定货，另一面在国内安排生产和研制。从1958年到1964年，五院提出试验的新型材料、元器件有8000多项，向科学院、高等院校、有关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提出了几百项科研课题。到1965年，这些材料、元件的95%以上已经过关，所需的试验与测试设备也已研制出来。在仿制苏联导弹过程中，五院同1400个单位建立了长期定点的协作关系，形成了从科研到生产的协作网，适应了仿制工作的需要，使自行设计建立在国内资源条件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之上。
航天事业的协作关系来之不易。1960年10月7日，王诤主持召开专用非标准设备审议会，为安排生产，他请求李富春副总理签发了致有关省市委第一书记的函件，请他们安排非标准专用设备的加工。苏联撤走专家后，周恩来总理批准给五院一笔外汇，用以购置急需的器材。为使进口器材迅速落实，王诤亲自同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商定，由五院派得力干部到李强那里当秘书，专门负责同我国驻外机构或同外贸出国人员联系进口订购事宜。最有代表性的是抓“十大设备”。这是导弹研制中的“卡脖子”装备，若不能按时试制出来，导弹的研制工作就将受阻。为了保证导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王诤亲自登门到国家计委、各工业部门求援。由于王诤一向诚恳待人，十分尊重别人，与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具有诚挚的战斗友谊，所以各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从大局出发，安排了指令性任务。王诤靠他的使命感和真诚态度，打动了协作单位，终于使如此困难的事项得到了顺利解决，并在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。
故事三：尊重知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
王诤在五院工作期间，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对知识分子信任爱护、关心帮助并放手使用。
早在全国解放初期，有1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在南京、上海。他们大都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专家。王诤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即派人把他们接到北京，保留原薪待遇，并很快组建了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，接着扩建为电子科学研究院，科研成果直接交由工厂生产。这其中包括蔡金涛、黄纬禄、梁思礼、陈德仁、张梓昌、张履谦、何午山等。国防部五院成立时，这个研究院整体划归五院，成为突破航天技术的骨干力量。
王诤十分强调新、老知识分子与干部的结合。他说：“五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，年青的知识分子需要老专家的指导和帮助，没有这两部分人的结合，是不可能搞出导弹来的。但光有这两部分人，没有政治思想和事业心很强的老干部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加强组织计划和技术服务、行政服务等工作，要搞出导弹也是不可能的，这也可以叫做是新、老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三结合。”他强调要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，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，从五院的具体实际看，更是离不开老专家的帮助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：“只有真正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，才能自觉地去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。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，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。就五院的钱学森、任新民、黄纬禄、庄逢甘、梁思礼等科学家和老专家们来说，他们宁可放弃在国外的优厚持遇，毅然从美国、英国回来，为自已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而竭尽才能，这种赤子之心是多么珍贵的啊！”他对老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崇敬，溢于言表。
王诤强调对技术力量要量才使用，发挥所长。在对五院技术力量的组成认真进行研究分析后，他提出了按几个层次安排人才的意见：一是老专家，这是少数人，但却是中坚力量，是带头人，要给他们加重担子，他们本人不仅要担任技术领导和技术组织工作，而且要交给他们带领青年的任务；二是中年技术骨干，这一部分人数也不多，但他们参加工作时间比较早，有一定实践经验，由他们率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厂去执行设计师职责，负责处理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是最合适的，这部分人可以称作设计师工作组；三是调一部分人到机关技术保障部门工作。对这部分同志，要教育他们埋头苦干，甘当无名英雄，尤其是对到领导机关工作的同志，更要严格要求；四是要组织大部分人到工厂去学习生产技能，使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应用，学到真本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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